2025年中国机器人的市场份额迎来历史性突破,国产品牌南京埃斯顿首次成为第一,超过难以逾越的机器人巅峰——日本发那科FANUC。全球机器人产业迎来了第三次洗牌。中日进入全球机器人的权力交接期。
刀片利润的标准品
“机器人”三个字一向拥有令人神往的光环,但它的财务账本却总是铁青着脸般的难看。四处流血的财务窟窿,不得不让人重新评估机器人的价值。
在上市公司里,机器人行业总是面临亏损和微利的局面。安徽芜湖埃夫特在连亏十年之后,依然无法止血。埃夫特在2025年收入大幅下降30%,只有不到10亿元的收入,而亏损反而预计扩大到接近5亿元人民币。被海尔收购的上海新时达,在拥有下游厂家注入订单的情况下,勉强扭亏。华中数控的机器人事业部,也拖累了公司整体的利润。而中国机器人龙头埃斯顿2025年收入50亿元,也仅仅勉强有不到5000万元的利润。
很多企业选择减少本体的投入,加大系统集成的投入。例如早期的机器人龙头新松,选择了集成商运营道路。这种集成商模式,前端需要强大的商务关系拿项目,而在后端总包则需要经历复杂的方案集成和验收。机器人产品本身就在亏损,集成商的利润空间自然只会被压缩得更低。如果机器人厂家不专注于做本体,反而拓展集成商的业务,则容易走向刀片利润的不归路。新松2024年收入40多亿元人民币,亏损2亿元。2025年约30亿元收入,而亏损面则扩大到3.5亿元。机器人厂商改做集成商,很难成为一门好生意。
在二十年前,中国市场还活跃着类似意大利菲亚特旗下柯马COMAU这样的机器人产品集成商。现在这种既做机器人产品又做集成商的商业模式,在全球已经不复为主流。德国KUKA机器人在2023年将旗下的Reis机器人,对外出售给意大利公司,确立了人们的看法。KUKA在2013年收购Reis机器人,是看重Reis偏重焊接、激光和铸造产线的解决方案。然而这种重资产、项目制、低周转的系统集成商模式,与KUKA的机器人本体业务的干净明晰的盈利模型,完全不同。在中国,机器人集成商这类模式像上一堂课的黑板粉笔字一样,早被擦拭一清。系统集成这块蛋糕,好看不好吃。即使吃得下,也不一定好消化。大量验收问题,容易导致账款拖延,恶化现金流。
重要的是,机器人已然成为标准品。如果市场占有率不足够大,就无法获得“鲤鱼跳过龙门”所需要的规模效应。在规模至上的基础上,工艺软件才是获得利润的重点。这是一个要靠软件、靠知识工艺包来“吃软饭”才有利润的行业。
从机器人的标准品市场占有率看,可以预期扭亏为盈的时间点。而软件的边际成本会伴随量大从而降低,这才是机器人真正获取利润的关键。这个行业,可能只有排名第一的企业,才有资格享受利润。正如磷酸铁锂电池的前驱体材料一样,全球领先企业基本都在中国。然而磷酸铁全行业都从2023年一直亏损到2025年。只有排名第一的湖南裕能,以年产量80万吨的规模,才能尝到利润奶汁的味道。微利下的规模战,压到了一切。
机器人早已不再是光环四射的科技明星,而是一个微利拼规模的标准化机器。任何一个产品,只要进入这种“微利规模化”的时代,那么迟早都是中国制造的天下。
全球第三次洗牌
于是,中国制造掀桌子的历史性时刻,来到了。
1990年代日本出现了大规模的机器人行业扩张。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汽车和电子产业扩张,形成了机器人的本土繁荣。巅峰时日本机器人产量占全球70%以上,是绝对的 “机器人王国”。
日本机器人的技术,最早也是美国舶来品。然而,它却是嫁接在坚实的零部件基础上的。日本最早做机器人的川崎重工,就是采用了美国Unimation的技术。它以船舶焊接制造为根基,实现机器人的突破。日本发那科的数控系统,有效地支撑机器人龙头位置。安川电机则依靠伺服电机的优势,其机器人也成为汽车焊接应用的王者。那智不二越Nachi以液压与轴承技术,进入了机器人行业。伴随着丰田汽车的崛起,那智在汽车点焊与弧焊应用上,也确立了汽车行业的王者地位。它的六轴重载机器人目前可以达到1000公斤,臂展达到4米。而爱普生和雅马哈,则在消费电子领域以多关节SCARA轻型机器人,建立了龙头地位。
在一个机器人品牌百花齐放的年代,家家都能做机器人。但人们很容易注意到,机器人的难点并非在于制造,而在于规模效应。规模效应主导的市场,很快就会收敛成寡头市场和细分小龙头的两种形态。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发那科、安川、川崎和那智成为日本的四大机器人天王,活跃在全球市场。
而日本还有很多活跃的品牌,则进入了垂直细分领域。焊接领域最为知名的是日本松下,它在中国河北唐山合资公司的弧焊机器人在中国占据着最有力的市场份额。同样日本欧地希OTC擅长薄板与不锈钢的焊接,拥有数百种材料的丰富工艺库,也有着不俗的战斗力。
第二次机器人的繁荣,是在全球扩张的基础上渐成的。这一战场逐渐开始转移到中国。从2000年开始,全球的机器人开始出现四大家族的竞争局面。日本的发那科、安川、瑞士ABB和德国库卡,成为全球化浪潮之下工厂自动化的代名词。四大家族合计占据全球50%以上的份额。
在这个分化与并购的过程中,美国的机器人明星陆续陨落。美国Unimation是全球工业机器人的原点。定义了今后的机器人路线。然而它早在1989年就被瑞士史陶比尔Stäubli机器人所收购。史陶比尔以“洁净”机器人而著称,独享半导体洁净室领域近1/3的市场份额。史陶比尔率先示范,引导着机器人进入垂直行业保持特色生存的局面。
在2015年,美国最大的高速SCARA和并联机器人公司Adept,被日本欧姆龙以2亿美元收购。Adept源自斯坦福AI实验室,1983年从 Unimation 拆分。这家机器人标杆企业,最早定义了商用SCARA机器人的性能基准,也推出了Delta结构的高速分拣并联机器人。美国人创造了机器人的结构形态,但美国本土却留不住机器人的制造。美国的土壤,已经不适合机器人的存在。在美国公司追求高毛利的轻资产浪潮中,日本率先侵蚀了美国机器人的地盘。机器人的控制权,更多旁落在日本制造商的权杖之中。欧姆龙此前早已有运动控制与小型机器人的基础,而收购Adept让它进入高速分拣的机器人行列。2015是欧姆龙机器人战略的转折点。从2016年开始的德国汉诺威展会上,屡屡可以看到欧姆龙的六足机器人打乒乓球的影子,这展示了它在机器视觉、移动操纵MoMA的高度灵活性。
美国唯一的斩获,就是测试电子先锋泰瑞达在2015年收购了协作机器人的鼻祖丹麦优傲。泰瑞达的战略途径很清楚,借助机器人使得自己从半导体测试单点,构建“测试、生产和物流”机器人化的全链路方案。它在随后分别收购了轻载移动机器人MiR和重载移动机器人AMR的AutoGuide公司。这使得泰瑞达构建了一套完整的面向半导体的移动方案。2025年泰瑞达收入32亿美元,机器人事业部占比10%。美国机器人的战略出路,是基于美国在半导体设备的全球冠军的优势。泰瑞达的实践,如同史陶比尔一样,给出了机器人不同寻常的出路。
全球机器人市场在收缩,而所有的聚焦点都转移到中国。富士康早在2011年曾经承诺三年在中国工厂安装百万台机器人。这样的梦想“大话”不在于是否可以真的实现,而在于它点燃了中国机器人产业的熊熊烈火。2013 年中国工业机器人销量达3.7 万台,首次超越日本,成为全球最大工业机器人市场。而到了2015年中国机器人装机容量比两年前翻了一倍,占全球超1/4。市场的快速膨胀,自然激发了中国机器人的热情。早就进入赛道的中科院旗下的沈阳新松机器人,此时在市场份额约5%,是国产机器人的绝对龙头。而初出茅庐的南京埃斯顿,一年只有200台的产量。这些在全球工业巨头缝隙中的身影,正在凝聚下一次弹跳的骨骼。
2015到2018年是中国机器人的黄金增长期,销量从不到7万台跃升至约15万台,年均增速超30%。2020到2022年都是幸福增长的时光,机器人成为最热的赛道。到了2023年、2024年的突然变冷,使得许多机器人厂商猝不及防,大规模亏损。直到2025年,借助于汽车零部件、锂电池以及消费电子的再次走热,市场重回上升势头。如今,中国市场装机量已经占比全球近60%,是排名第二的日本机器人的7倍。中国的呼吸,就是全球的脉搏。而洗牌,也正是在这里发生。中国机器人,成为主导性力量。
十年的逆转
中国机器人获得这种战略性的主场优势,只需要翻过十年的台历。昨天的鸿沟还历历在目,今天的并肩前行的态势已经确立。这跟机器人的商品属性有直接关系。
机器人在发展历程中,一直都是以标准品的姿态,推动着大规模普及应用。超大规模的产业,对良品率和效率要求极高,是机器人一展身手之地。最早机器人产业的兴起,就得益于汽车市场的拉动。而消费电子则推动了SCARA机器人的兴起。这类规模化生产的行业,天生对自动化有极高的诉求,使用机器人只是时间顺序的安排。而光伏和锂电则是中国市场出现的特有行业。从2020年后,中国机器人的高速增长,这四个产业的景气度,成为机器人市场关键的晴雨表。
SCARA机器人最先突围。SCARA四轴机器臂,是平面上零部件搬运工的大哥大。它的自由度不高,一开始就在平面上打螺丝,进一步则延伸到检测、拼合、平面涂胶等领域。SCARA四臂和6轴机械臂人用量广泛,占比整个工业机器人市场约25%左右。这是一个高度成本敏感型的价格驱动的市场。2009年之后,智能手机的火爆,激发了SCARA需求量暴增,此后价格开始大降。2009年爱普生一台SCARA机器人,价格是9万元人民币,客户主要是富士康等电子服务制造商。而到了2025年,国内的价格已经低到2万元左右。然而客户并没有过多的变化。SCARA机器人的价格,一直降价而不增量。SCARA机器人成为一个成长乏力、缺乏进化的存量市场。这是因为它的零部件标准化程度太高,中国四处存在的视觉、运动控制、电机等技术导致了过度繁荣的供应链市场。即使是非标设备商也几乎不需要定制,而通过编程软件就可以实现。
中国供应链的过度繁荣,推动着机器人向着标准品甚至大宗商品去演化。这对于行业的进化构成了一个灾难。没有人能够靠着创新技术而制胜。SCARA机器人率先展示了残酷的一面,而这种趋势则继续蔓延。
对于更复杂的机器人,中国企业走出了一条从非标机器人切入的成长路径。折弯机器人的突破,可以清晰地展示中国制造从缝隙市场进行突围的战术打法。2015年前后,折弯机上下料,主要以人工为主。由于适配人工作业场景,折弯机上料口普遍距离地面高度1米左右。通用的六轴机器人开始被引入进来,然而它其实并不适合空间的布局。它的大臂较高,抓取板料向上运动的有效行程空间较小。为了适应机器人的结构特性,许多钣金厂不得不采用挖地坑的方式,从而提供3-4轴的有效活动空间。这种深挖地坑的安装,使得机器人的部署拉长到2个月以上。但没有一家通用机器人巨头愿意修改设计,适应折弯机上料这个场景。一个垄断型的市场,会形成一种品牌的傲慢。品牌傲慢会导致一种不假思索的行业定式,使得用户企业不得不自行改造来适应既有产品的一切不便。
追赶者很愿意挑战龙头企业对用户需求的怠慢。南京埃斯顿通过自有的折弯机控制系统,与机器人进行打通。它联合亚威、金方圆等几家折弯机龙头企业,开发了大臂短而4轴长的折弯专用机器人。这样就可以在地面上直接安装机器人,无需在车间里兴建土木,开槽破肚。相比于通用机器人打地桩方式,专门定制的折弯机器人,可以在一周内完成部署。而与场景的深度结合,使得这种钣金折弯机器人,成为最早验证了细分市场策略的品牌。在随后钣金折弯机器人成为标配的时候,率先改变行业定式的制造商就可以尝到第一波产业红利。
中国的产业红利,一旦启动就具有摧朽拉枯之势。中国产业具有一旦露头就会疯长的特点,就像一次长高的毛竹,在破土之后只需要30天之内就长成它终生的高度。中国规模迅速扩大所带来的产能陡峭性,犹如狂暴的烈马,谨慎者难以驾驭。用在消费电子领域的SCARA四轴机器人,一般负载是从3kg到20kg。这是日本爱普生的优势领域。而动力电池这样的新兴产业,无论是正负极片与隔膜的精准对齐叠放,或者密封钉5秒钟的精准压入,都是SCARA用武之地。2021年,宁德时代CATL方壳电池技术,成为行业主要技术方向。竹子拔节的比赛开始了。日本雅马哈最先推出 50kg负荷的重载SCARA。就在3个月后,埃斯顿、汇川、新时达几乎在同一时期均推出50kg重载SCARA机器人。而彼时,爱普生仍在犹豫论证重载SCARA方向的市场价值。
动力电池领域的SCARA机器人,对于国产品牌和外资企业的意义,大不相同。对于国产品牌而言,这是一个重新定义规则的新战场。在传统领域,国产机器人是在性能普遍不足以撼动外资的状态下,不得不依靠服务和价格来仰攻。而对于锂电,则是中、外品牌,同时出现在一条起跑线上。中国机器人厂商在细分市场定制化的能力和快速反应能力,是抓住行业重要机会的核心竞争力。在光伏领域,它对于漏油极其敏感。硅片和电池片都是超洁净表面,一滴油一点雾气,都会导致镀膜不良和大量碎片废品。可以说,光伏行业对漏油是零容忍,它比消费电子和汽车的洁净度要求要高一个数量级。中国的机器人先锋,都抓住了这种全新的要求而获得巨大进步。决策慢的外资企业,就会被挤在门外。当中国锂电池高速腾飞的时候,误判形势的爱普生已经错失良机。在中国一个高度进化的市场,任何一个新天地都会引发竞争者如众如云。制造商如果一脚踏空,往往就很难再次登上高速行驶的行业列车。
在机器人类别中,单品种的销量明星是弧焊机器人和点焊机器人。一辆汽车的焊装,有近4000焊点。这也使得弧焊和点焊机器人,共同代表了工业机器人的最高点。而点焊机器人每分钟需要完成一个大电流的焊接点,在10秒钟之内则要迅速精准定位到下一个焊接。这个市场,一向由四大机器人家族所垄断。
弧焊六轴机器人市场,国外机器人的价格从2017年的15万元,降低到2025年的8万元左右。而点焊机器人则价格相对稳定。七八年的时间,从18万元大致降低到15万左右。这个价格的落差,也反映了中国机器人在这个领域突围的动向。越是外资品牌垄断的领域,价格就会越发坚挺。
局面已经打开。成都卡诺普在弧焊机器人领域已经有了很强大的存在感。它从控制器入手,自然有着很好的突破基因。而下一个制高点就在点焊机器人。目前这里依然是日本机器人的天下。
国产焊接机器人一直没有突破重围的原因,在于中国汽车的发展是以合资企业的形态而展开。机器人都是外资品牌优先。而国内企业如吉利、长城等作为追赶者,需要快速占领市场,关键设备也往往都会采用跟随战术。追赶者奋起至上,不能在设备上有任何犯错误的窗口,也很难给国产供应商试错的时间。
这两年随着中国电动汽车的崛起,比亚迪等很多汽车主机厂开始放开了国产机器人的口子。这使得中国在两大汽车焊接机器人方面,有了撕开缺口的机会。2025年汽车主机厂的机器人主要由小米带动。作为新产线的投入,两千台以上的“两焊”机器人的增量是一个巨大的蛋糕。而随着小米汽车交付的紧迫性下降,新产能将有机会可能向国内机器人开放。无论是成都卡诺普,还是南京埃斯顿,都在冲进阳光最明媚的海滩。这些企业正在刷新国产弧焊机器人的记录。只要有1000台以上的销量,优势就会很明显。
如果中国厂商能借助于新能源汽车而进一步突破,那么整个机器人行业的秩序就彻底的扭转了。机器人四大家族的定义,将重新改写。新机器人四大家族将变为“KFAE”,包括库卡KUKA、发那科FANUC、ABB和ESTUN埃斯顿。安川机器人已经显得落后了。
中国千行百业为机器人留下了广阔的开拓场景,但也有机器人失效的地方。酒厂,本来也是一个机器人的绝佳进攻阵地。但非技术、非成本的因素,却挡住了机器人的去路。
在白酒行业,最拒绝机器人的可能莫过于茅台集团。对于茅台酒而言,它需要追求的是一种人为的神秘感。
翻料和摊晾,是白酒酿造最关键的环节。它决定了出酒率、酒的风味、醇厚度,也决定了发酵是否成功。酱香、浓香、清香这三大香型酒,都把这两步当成 “工艺灵魂”。然而这两个环节,是酒厂最 “堆人” 的地方。一个中型酱香的酿造车间,一条窖池线的摊晾、翻料、拌曲,一班至少 8~15 个工人,而两班倒就是 16~30 人。工作强度是高温、高湿、重体力。如果改成机器人,至少减少80%的人工。
实际上,这两个环节很容易被机器人替代。中低端酒,都实现了机器人的改造。然而,高端酒厂,都刻意不想实现自动酿酒。茅台、郎酒、习酒等高档酒,就是要需要“手工酿造”故事。这种神秘性和传统工艺的叙事,必须保留下来。然而也有像洋河股份的高端酒,也在大力推动机器人自动化。翻料、摊晾等都通过机器人完成,实现少人化工厂。在洋河股份看来,绵柔浓香应该做到标准化。然而很多酒厂,却拒绝引入机器人。人们担心,如果采用同样的标准化设备,那么酒的溢价,就难以形成。
机器人在高端酒厂的失效,加深了人们对于这个标准化产品的看法。标准化既无法为自己,也无法为行业带来更高的溢价。也许机器人的商业模型,就是可以简化成车间里的一把老虎钳,或者一支螺丝刀。或许人们需要更多的思考,来应对机器人的内在价值的变化。
这些内在的价值裂缝,正在传递到机器人龙头所在的高高的山岗上。那些充满了秩序感的宫殿,也能感受到晃动。
日本发那科的权力清洗
日本机器人的神话,正在被打破。2025年南京埃斯顿第一次成功登顶,超过日本发那科发那科。这是一个意味深长的胜利。中日制造能力的掰手腕,中国正在变得主动。
发那科受到了全球汽车工业下滑的波动性影响。新增燃油车的产线并不多,而中国汽车产业则受到了国补退坡而下降得厉害。尽管一般工业和物流反而增长,但这又并非是发那科的强项。中国市场的动摇,对龙头的打击是致命性的。2024年发那科全球机器人业务营收同比下滑 16%,中国区降幅则达49%。在中国市场,由于电池和电子行业的设备投资放缓,以及本土厂商的剧烈竞争,订单大幅下滑。发那科未能及时调整策略,被视为管理层的“重大战略失误”。
发那科内部传统性的“黄色机器人”与协作性的“白色机器人”,展开了资源的争夺。在针对发那科“大异变”的报道中,年轻的皇太子看上去未能在中国协作机器人的洪流中建立有效的防线。
或许发那科在中国市场被超过,是迟早的事情。人们应该惊讶的是它为何在此刻而被超越,而不是在更早的时点。在行业里,发那科是一个令人称奇的“怪物级的存在”,堪称行业龙头保持长胜将军称号的经典。
成功者自有案头心经。在中国,发那科机器人团队有着非常谦卑的服务心理,耐心听取用户需求。这里没有研发制造,但在本地却有200多个售前工程师,活跃在中国大小工厂。用户的心,其实就是一本最难读懂的天书。而那些比用户还懂用户的企业,就能成为标准设备行业的王者。
发那科追求极致的适用性,而不是极致的指标。它精确地计算了用户所需要的指标,因此也只是提供了刚刚好的性能。实际上发那科的研发有着协调的连贯性。每一代新品,都要比上一代产品,成本低于15%。这种持续优化成本的方式,为它带来丰厚的利润。
然而,发那科对于中国市场另有心理打算。至少从技术扩散的角度,它采用了严防死守的态度。
上海发那科在上海其实并不研发机器人,这是日本技术对中国保持封锁的一部分。发那科机器人所有的研发和制造,都在日本总部负责完成。发那科机器人在上海20多年,只有简单的组装与集成。考虑到中国30多万台全球机器人的庞大市场,排名第一的机器人公司居然可以通过不研发、不制造的影子工厂,就可以独霸一方。这可能是在任何一个行业都绝无仅有的现象。
发那科在中国的辉煌成就,源自它强大的日本制造能力和出色的中国营销。它在中国的躯壳工厂的存在,遮掩了闪亮包装的销售商角色。在机器人正在标准化的时代,这种无研发无部件制造的工厂,已经不可持续。中国企业大出海,正在驱动全球化的外貌产生新的形态。“无工厂,不胜利”是中国工厂在海外正在经历的局面。同样的本土化模式,也需要发那科去深思。如果它从霸主的地位开始滑落,不断滑落,那正是它所采取的技术傲慢主义的结果。对于中国这样一个高速发展的市场,跨国公司的知识产权的封锁,即使具备道义上的正当性,但却完全不具备实战的实用性。
发那科并非只是在中国市场上表现出保守的姿态,在新品类协作机器人上也同样犹疑不决。面对协作机器人的逐渐渗透,发那科似乎不以为然。它在一开始,只是象征性推出了绿色协作机器人,在传统机器人外部加装了压力传感器的皮肤,发那科的经典黄色机器人,变成了绿色机器人。丹麦优傲开创性的协作机器人,并非只是外部相貌上的改变。优傲在机器人身体的内部,重新定义了无框电机、关节模块化等这些与众不同的零部件。这才是协作机器人的标准配置。而发那科绿皮机器人的庞大的电气机柜、笨重的关节和伺服电机,都显得臃肿不堪、格格不入。直到2019年,发那科技术负责人安部健一郎主导了一款CRX协作机器人,完全采用了新的结构定义。这是发那科的少有战略动作,从传统重型工业机器人转向中小批量、人机协作的市场扩张。
协作机器人是一面公开的大镜子,展示了全球机器人龙头的内部权力结构。在全球协作机器人市场快速增长之际,中国厂商则快速崛起。发那科必须补全协作产品线,否则将丢失中端与中小企业市场。而CRX 上市后成为发那科增长最快的产品线之一,证明安部路线的正确。而CRX 的成功,也成为发那科内部权力洗牌的重要催化剂。发那科创始人的孙子,在2024 年辞去机器人事业本部长,转任会长助理之后很快离职。原本是社长热门候选人的创始人三代,更偏向传统重型机器人路线,强调高可靠性高负载,而对协作机器人的 “低成本、易用” 路线持保守态度。四处可见的保守态度,给发那科带来了巨大的代价。中国市场的失利,与战略分歧,也导致人员的更替清洗。安部健一郎开始正式接任机器人事业本部长。而作为发那科集团的最大业务板块,机器人业务的负责人往往就是下一任社长的热门人选。
发那科重新拥抱了协作机器人。实际上所有的传统机器人,都取消了原来漫不经心的套壳方式。每家企业都开始真正按照原生协作机器人的理念,认证对待协作机器人的市场。协作机器人正在占据10%左右的机器人市场,而且开始在狭小空间里取代小六轴机器人的角色。谁也不能忽视这个冉冉升起的明星品种。
三大家族的不同去向
如同发那科一样,2024年也是ABB的烦恼之年。ABB机器人业务收入23亿美元,同比减少49%,利润下滑则近40%。同样的滑铁卢战场,也是在激烈交锋的中国战场。这里战场的失利,改变了ABB机器人的命运。
2025年ABB机器人事业部,出乎意料地被集团以近60亿美元出售给日本软银。ABB为什么会把机器人给放手了?
这有着机器人越来越标准化商品的倾向性,但也跟ABB的商业模型息息相关。ABB在2015年前后,从董事长到管理层几乎都是技术背景。到处都是40多岁的白领工程师,办公室里弥漫着技术情节。而现在的ABB,看上到处都是50多岁的商人,他们追逐的是资本市场的叙事张力。而工程师情结和市值优先的这两种管理者,就是会把公司带向不同的道路。
看上去,ABB正在进入一种资本玩法,在任何时候净利润都要保证在两个点以上。各个事业部门随时就会像数豆子一样,短时间做出选择。ABB似乎正在进入了资本主导而非实业主导的模式。金融是服务于实业的。而金融脱离实业后自我膨胀,产业就会危险。这是欧洲整个实业的一个侧影。
ABB集团正在抓住能源与电气的巨大红利周期,而踢掉毛利率日渐下滑的工业机器人,这背后有着中国制造力量的崛起。某种意义而言,凡是被中国企业盯上了的行业,那些欧洲玩家都会有脊梁发凉的寒意。
日本安川机器人也在失去往日的优势。实际上,整个安川电机,在中国都在下滑。不管是机器人,还有伺服、变频器等自动化产品,都陷入了巨大的颓势中。中国市场一度占据安川电机整体的25%,而现在下滑到15%。
这使得安川不得不在全球进行大规模地乾坤挪移,将重点放在了美国而非中国。
这种战略重心的转移,将会使得它在日渐激烈竞争的中国市场进一步变得虚弱。更多的市场份额,将让给继续杀入的中国机器人。2026年,应该就可以预见它被后面的新时达、节卡机器人超过的情境。在中国市场的外资企业,不进则退。但凡有一点松劲,这些企业在中国市场的表现,就会像木头缝隙里那滑扣的螺丝一样越来越脱节。
现在,三座大山都有点漂移了。机器人大企业,出现了结构性的僵硬问题。这也正是中国机器人的机会。
中国机器人的崛起,在于抓住了新行业的机会。光伏、锂电都是中国机器人崛起的最大机会。在新兴行业,日本的发那科和安川,都呈现了落后的局面。然而德国品牌KUKA则与其他任何三大机器人家族不同,表现出巨大的灵活性和战略优势。在中国新东家的调教下,KUKA呈现出极具创新能力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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