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打击华为:中国亟需安全审查机构

2012-10-26 12:56:04来源: 中国新闻周刊
“中国威胁论”
新变奏
2012年的秋天,新一轮“中国威胁论”来势汹汹,且逐强渐猛,成为2000年后美国国内鼓噪最大声的一次反华浪潮。
在美国某些政客眼中,中国不再只是在某一个方面,而是以经济领域为主导对美国构成“全方位的挑战”。其所列举的威胁也不再是学院式的预测,而是眼下“活生生的现实”。因此,森严的政策壁垒,粗暴的惩罚措施接二连三地降临到中国企业头上。
美国众议院情报委员会称,华为与中兴可能威胁美国国家通信安全,并建议政府禁止中国通讯设备公司参与美国的所有电信设备业务。中国三一集团的关联公司罗尔斯公司因为美国总统奥巴马的一纸行政禁令,上千万美元的工程无疾而终,未来的投资方向也不得不进行重大调整。
不过,叫嚣归叫嚣,利益在哪里美国人还是很清楚。“经济威胁”不大可能转变成经济上的全面对抗,因为两国经济领域的交集几乎无处不在。
“中国威胁论”可能会干扰中美之间的一些具体议题,但动摇不了中美合作的大局。倒是这场风波让中国企业和政府,意识到在构建中国企业国际市场竞争的战略攻防方面,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华为“安全门”始末
美国指责华为、中兴“威胁美国国家安全”的“证据”之一,就是它们无法证明自己与中国政府没有关系
“如果中国政府要求你提供美国客户的信息,你怎么办?”一位民主党议员问。
“我们从来没有,以后也不会对客户的网络带来伤害,那将是公司的自杀行为。”华为高级副总裁丁少华回答。
“那这不是意味着你要进监狱吗?”该议员继续追问。
“公司怎么会把我们送进监狱呢?”丁少华说。
这是今年9月13日发生在华盛顿的一次美国众议院公开听证会,也是美国国会对华为和中兴历时近一年的调查的一部分。
在占全球电信市场约四分之一的美国,这两家中国公司一直饱受指责,比如“偷窃美国公司机密”“对美国网络基础设施带来安全风险”等。
听证会持续了约3个小时,在大部分时间内,营收规模更大的华为吸引了美国众议院情报委员会成员更多的注意。
听证会余温未消,2012年10月8日,美国众议院情报委员会就发表了长达52页的调查报告,认定华为、中兴两家中国通信设备公司在美投资,涉嫌侵犯“美国国家安全”,再次将华为、中兴带入舆论漩涡。
华为对美公开信:主动申请被查
从2001年进入美国市场,华为10年来不断遭受美国的怀疑。收购3Com、3Leaf公司先后被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否决,与中兴一起竞标Sprint项目被美国商务部干预而失败,早就成为业界熟悉的案例。
2011年2月11日,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通知华为,建议“按照其提出的条件撤回审查申请,并撤销对3Leaf交易”。
华为经过对结果的考虑,认为胜诉的可能性很低。2011年2月19日,华为对外发表声明称,将放弃对美国服务器科技公司3Leaf特定资产的收购。随后,华为副董事长胡厚对美国政府发表公开信,表示希望美国政府对华为进行公开调查,以洗清美国国内多年来对华为的误解。
美国对华为的指责,集中在四个方面:“与中国人民解放军有密切联系”,“知识产权纠纷”,“中国政府的财务支持”,“威胁美国国家安全”。
在胡厚的公开信中,认为这四项指责是对华为的“误解”,“美国政府是对华为的过去担忧?还是对华为未来的发展担忧?担忧在哪些方面?具体什么事情?我们能否一起找到解决的办法。我们愿意遵照美国政府在安全方面的任何要求,开放给美国的权威机构进行调查,我们将坦诚地给予配合。”
2011年11月,美国众议院情报委员会就华为、中兴涉嫌“威胁美国国家安全”事件,正式展开调查。
在正式调查开始前,众议院情报委员会已经进行了初步调查,包括简要汇报情况和约谈美国情报官员。
“调查的重点在于,捋顺华为、中兴这两家中国核心公司的发展历程和管理操作,并如何寻求向美国的基础设施一步步扩张。”美国众议院情报委员会的网站资料显示。
证据不全的调查过程
今年2月23日,美国众议院情报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到访华为深圳总部。华为管理层对这次访问极为重视,陪同者包括华为公司副董事长兼轮值CEO胡厚、财务管理办公室副总裁白熠、主管美国业务的华为公司高级副总裁陈巍、全球安全总监约翰·萨福克、出口管理人郝艺等。
美国众议院情报委员会方面还参观了华为生产线和一个大型制造业工厂。4月12日,调查委员拜访了同样位于深圳的中兴公司总部。会面者包括中兴通讯美国与北美市场高级副总裁朱进云、全球营销和销售副总裁范庆丰等。
随后的2012年5月,众议院情报委员会副主席卢泊斯伯格与另外3名调查人员前往香港,在两家公司的职员会议上见了华为、中兴的高层管理人员。那次,他们见到了华为总裁任正非。
不过,调查报告中并没有提到那次行程中,两家职员会议的具体规模、内容,也未透露与任正非交谈的内容。调查报告显示,调查主要涉及公司市场和法务部门,主要是座谈形式,各部门均有代表参加,回答调查者提出的问题。
随后,众议院情报委员会又向两家公司提出了一系列问题,同时要求提供大量新资料,来“弥补调查获得的信息遗漏,以及矛盾或不完整回答”,并对两家公司“现在和以前的文件”进行证实。
2012年9月13日,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举行了公开听证会。在听证会上,华为、中兴两家公司的代表出席作证。那次听证被认为是“中国企业执行官首次接受美国国会的听证”。
在听证会上,多名美国国会议员以“据媒体报道”理由,就“企业与政府关系、是否与伊朗政府存在违法交易、是否抄袭美国公司技术等”进行提问,并称来自中国的“网络黑客攻击”给美国造成巨大损失。
华为高级副总裁丁少华与中兴高级副总裁朱进云,否认了中国企业对美国构成“安全威胁”。他们还表示,作为正在发展的中国跨国企业,华为和中兴既要遵守驻在国的法律法规,也要遵守中国的法律法规。面对网络安全这一全球性挑战,两家公司都在努力维护网络安全。
在听证会的前一天晚上,华为在其美国子公司网站上登载了题为《华为在美国》的报告。
这份报告长达81页,由第三方学者、美国印中美研究所的国际经济研究中心主任丹·史坦巴克调查撰写。
“很多让议员们感到担忧的证据被列为密件。然而,当一组指控总以另一组指控为依据,调查和恶意对待之间的界线就变得模糊了。”史坦巴克在报告中谴责美国对华为的行为。
《华为在美国》的封面还摘了美国记者爱德华·莫罗的一段话,“任何一个熟悉美国历史的人都无法否认国会委员会是有用的。立法之前进行调查也是很有必要的,但是调查和迫害之间存在非常明显的界限。”
10月8日,继听证会结束近一个月后,众议院情报委员会关于华为、中兴的调查报告公布。事实上,调查报告分为保密、非保密两份,后者正是那份公开的52页版本。
调查报告简要呈现了调查过程,指出了调查中由于两家公司“不完全配合”导致的证据漏洞。在此情况下,给出了结论。
调查报告最后认为,华为、中兴两家中国通信设备公司在美投资,由于可能存在中国政府支持等原因,涉嫌侵犯“美国国家安全”。
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美国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迈克·罗杰斯只是表示,“我们对华为的调查,已经进行了10个月。最近,调查报告完成并在新闻发布会上公布,是既定程序。”他没有回应调查的意义和目的。
但迈克·罗杰斯还是在公开场合建议美国的私有部门,不要与华为和中兴这两家公司做生意。
10月8日晚间,针对“美国国会称华为中兴威胁国家通信安全”一事,华为发表措辞强硬的声明回应,“美国是一个法制国家,所有的指控都应基于确凿的证据和事实。众议院常设特别情报委员会所主导的、历时11个月完成的报告,仍然未能提供明确的信息或者证据证明委员会的担忧是合理的。这样一个报告的唯一目的,就是阻碍竞争、阻挠来自中国的ICT公司进入美国市场”。
调查报告的“连锁反应”
尽管10月8日的新闻发布会上只是一个“建议”,还并没有正式的法律效力,但华为与中兴都表示了失望。在短期内,两家公司于美国的合作还不能一帆风顺。此外,这项调查报告似乎很快引起了“连锁反应”。
在美国发布其调查报告一天后,10月9日,加拿大政府暗示,该国一个计划中的政府通讯网络项目将会因为安全风险的考量,排除中国电信设备巨头华为的参与。
“政府将会在网络建设商的选择上非常缜密,项目甚至牵涉到了国家安全例外条款。”保守党总理斯蒂芬·哈珀的发言人安德鲁·麦克道格尔在新闻发布会上说。
渥太华方面引入了一个国家安全例外条款,以允许其在不违反国际贸易义务的前提下,区别性对待某些对政府网络系统构成潜在隐患的企业。
加拿大CBC电视台报道指出,美国情报委员会主席迈克·罗杰斯也敦促加拿大公司不要与华为进行业务往来。分析认为,麦克道格尔的讲话是正是对美国调查的回应。
华为在加拿大的业务正处于上升期。2008年,该公司赢得一份为该国运营商泰勒斯公司和贝尔公司搭建电信网络的合同,公司甚至还获得了加拿大安大略省资助的6700万加元(约合6800万美元)的研究资金。
随即,据英国媒体报道,英国议会也表示,英国议会下属委员会也要对华为与英国电信之间的合作展开调查。但英国首相府两次申明,欢迎华为在英国开展业务。
而就在一个月前,英国首相卡梅伦还会见了华为总裁任正非,欢迎华为在英投资达13亿英镑,并将为英国创造的500个就业岗位。
10月22日,英国驻华大使吴思田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演讲,被问到“美国近日以非商业的国家安全理由拒绝华为公司进入美国市场,英国是否会跟随美国这样做?”
吴思田的回答是,英国不认同贸易保护主义,贸易保护主义损人害己,欢迎华为投资英国。“华为公司可以为英国提供一流的通信设备,英国不会像其他一些国家那样阻挠投资,而是与华为公司共同合作,坦诚交流,谋求共赢。”
而在美国对华为、中兴调查进行期间的2012年3月24日,被指“迎合对美贸易”的澳大利亚也宣布禁止华为对该国价值数十亿澳元的“全国宽带网设备项目”进行投标。
美国南加州大学国际关系与经济教授大卫·康,针对美国调查及其在国际上引起的小规模、快速的“连锁反应”,向《中国新闻周刊》分析,不管是不是有意,美国政府都应该明白国家间商业合作对国际关系的影响。
今年9月,美国智库太平洋论坛曾就美国驳回中海油并购美国优尼科公司的事件进行学术研讨,分析美国对中国是否具有刻意的贸易保护主义倾向。论坛主席拉尔夫·库萨对《中国新闻周刊》分析华为事件,认为不能简单地认为是贸易保护主义。
“在竞选前夕公布调查结果,无疑为选举中的中国元素增加了辩论的素材。”拉尔夫·库萨同时承认。
尽管在技术上,通过路由器来危害网络安全是可能的,但在实际中,“留后门”的做法是得不偿失的。走纯商业化道路的华为,没有理由在这方面做手脚。中国在电信设施的建设方面,展现了足够宽松和开放的姿态,但另一方面也显得缺乏清晰的安全意识与防范措施。
院士称美通信产品后门多中国亟需安全审查机构
当地时间10月8日,美国众议院情报委员会公布了针对中国电信企业华为和中兴“可能对美国带来安全威胁”的调查报告。
10月17日,美国政府发布的最新调查报告则显示,并没有可靠的证据证明华为在为中国政府从事间谍活动。但该报告仍认为,华为存在“危害美国国家安全”的可能,并建议美国公司不使用华为生产的重要电信设备。
贸易壁垒下的“后门阴谋”
作为一家电信设备供应商,华为最主要的产品就是路由器。路由器如何能“危害国家安全”呢?对此,网络安全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方滨兴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专访时指出,“美国这样做所依照的逻辑,实际上是以己推人,他们认为华为的产品会留有‘后门’。”
1997年,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网域空间政策研究所的学者Reto E. Haeni在《信息战导论》一书中写道:由于美国在软件上的绝对优势(如windows、UNIX操作系统),美国政府,或者你可以想象到的其它部门,能够决定所有软件如不设有特洛伊木马程序则禁止出口。当计算机内出现具有“与美国开战”字样的文件或有其它外界的触发时,这些隐藏的程序就会被激活,其结果可以是格式化计算机硬盘或将用户电脑里的文件发给美国中央情报局。
Haeni的这段话,实际上就是美国对网络安全问题保持异常敏感的逻辑依据。方滨兴解释说,一般来说,与电脑软件类似,只要是连在网络上的设备,包括计算机、服务器、路由器等网络上的运行设备,如果留有“后门”,那就会有风险。通过“后门”,可以将网络设备中的信息自动获取,并发送给后台。
实际上,在网络世界“后门”无处不在。而且,“后门”在美国的通信软件等产品中最为常见。比如微软操作系统的“自动更新”功能,正是通过“后门”程序来实现的。几年前,微软在中国对盗版软件实行“黑屏”,就是这方面的极端例子,它所更新的正是黑屏程序,而不是漏洞补丁。
还有智能电网中的远程维护,即在后方控制中心对所有电厂的发电设备运行状况进行实时监控,这也是由“后门”程序来操作的。“只不过,这些‘后门’都是公开的,或告知用户的,或是被用户默许的。这就相当于生产防盗门的厂家在生产的时候给自己多制作了一把钥匙,当生产者有意隐藏、隐瞒他们的这一把钥匙时,钥匙就成了‘后门’。”
尽管在技术上,通过路由器来危害网络安全是可行的,但在实际中,“留后门”这种做法总会暴露,并得不偿失。方滨兴说,上世纪末,有个“奔3CPU序列号事件”,就是英特尔公司在奔腾3芯片中附加了标识CPU个体的序列号,结果被发现了。当时,此事令英特尔名誉受损,其他公司的CPU则趁机挤占了市场。国外还有一家名叫“Rixler”的公司,专门出售微软各款office软件的密码破解程序。而分析他们破解密码的方式可以发现,office是有后门的。再比如,若干年前,美国一家知名公司有一款网络打印机,能将打印过的文件都悄悄复制下来通过网络发送出去。后来,这个打印机的“后门”也被发现了。
可想而知,华为不大可能故意在产品上留有“后门”。因为这样做很难不被发现。“再者,华为路由器的技术体制与美国思科公司的接近,为此思科还与华为打过知识产权的官司。作为技术上仍领先世界的全球最大通信设备生产商,思科应该有足够的能力解剖华为的路由器,就是说,如果华为的路由器有后门,思科公司一定能够分析出来,而不会任其发挥作用。但美国方面(包括思科公司在内)迄今没有给出任何证据,这就说明,华为的路由器没有后门。”方滨兴说。
而美国官员坚持认为华为仍然构成威胁,是因为它可以通过软件更新来窃取通信数据,或者在发生冲突时远程关闭设备。对此,方滨兴说,这也是需要用分析来说话的。如果没有确凿的检测结果,那只能说是一切都是臆测的。
在方滨兴看来,这几年,华为作为民营公司一直坚持走纯商业化道路,谋求在美国上市。因此,在路由器上做手脚,为中国政府从事间谍活动,与它的这一目标不符。
“因此,这更多还是一个贸易战,为竞选而推出的政治战,与技术本身关系不大”。方滨兴说。
思科占据要津:中国亟待安全审查机构
贸易壁垒拿安全说事,也从另一侧面说明了中国产品具有强大的竞争力。即使在美国,思科也难以靠品牌与商业行为将华为排除在市场之外,而只能靠政治手段来排挤竞争对手。
“这对高调倡导自由贸易的美国来说应该是一个讽刺。” 方滨兴说。相比之下,中国的网络安全情况反而堪忧。
实际上,思科在中国一直占有较大的市场份额,拥有庞大的用户群。统计显示,在金融行业,中国四大银行及各城市商业银行的数据中心全部采用思科设备,思科占有中国金融行业70%以上的份额;在海关,公安、工商、教育等政府机构,思科的份额则超过了50%;在铁路,思科的份额达到了60%;在民航,空中管制骨干网络全部为思科设备……
数据和事实表明,迄今为止,中国在电信设施的建设方面,展现了足够宽松和开放的姿态,但另一方面也显得缺乏清晰的安全意识与防范措施。
方滨兴认为,此次美国打击华为,也是为了保护思科公司的利益。虽然思科表示不惜牺牲其在华利益,也要抵制华为,这实际上只是一个口号。“因为它有这个自信,中国的用户不可能因此而放弃使用思科的路由器,而中国目前也没有这样的机构与机制,对进口网络设备与软件进行安全审查并制定贸易管制措施。”
实际上,在中国,国外软件可以用在哪儿、什么地方必须使用国产软件、什么机构除了做好网络安全还需要物理隔离,对于这些问题的管理策略,国内目前还没有机构对此类问题做出统一规定。中国网络安全方面的专家普遍认为,美国政府在维护国家网络安全方面的做法,实际上是值得中国借鉴的。
方滨兴建议说,“中国应尽快成立国家信息安全审查委员会。”
三一集团:“一手和平,一手战斗”
“三一的策略为什么和华为、中兴不一样,原因可能是企业文化,以及高管的性格不同。”说到三一集团为何把美国总统奥巴马和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告上法庭时,三一集团副总经理吴佳梁如是解释
9月的最后几天,本该是准备享受国庆假期的放松时刻。但对于吴佳梁来说,时间却变得难熬起来。
吴佳梁是三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一集团)副总经理,也是三一集团在美国的关联公司Ralls Corporation公司(以下简称Ralls公司)的首席执行官。
美国东部时间9月28日,如果奥巴马还没有签发总统令,将意味着奥巴马并没有支持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以下简称CFIUS)之前的临时禁令,那么CFIUS的临时禁令将在美国东部时间9月28日24点失效。Ralls 公司将可以继续建设该风电场项目。
但是,奥巴马还是让三一集团的高管们失望了。
9月28日下午,奥巴马签发总统令,以涉嫌威胁美国国家安全为由,中止Butter Creek风场的风电项目。10月1日, Ralls公司对9月12日针对CFIUS提起的诉讼更新修改,追加奥巴马为被告。
这是CFIUS自1975年成立以来,第一家外国企业在美国因为经济利益把CFIUS和美国总统同时告上法庭。不过,三一集团董事向文波说,这是“迫不得已的选择,这是最后一条路了”。吴佳梁则打了个比方,“一手和平,一手战斗,在战场上拿不到的,通过和平更不可能拿得到,大家打啊打,打不动了,然后重新回到谈判桌前,商战也是这个理”。
选择美国
对于三一集团来说,美国并不陌生。2001年,三一集团与美国迪尔公司签订了合作经销协议,在三一集团内部,这一步被认为是拉开了公司国际化的序幕。
2007年,三一集团在美国投资6000万美元,成为第一家在美国投资建厂的中国机械制造企业。目前,三一集团在美国已经建成了亚特兰大和威斯康星两个基地,投资额达到了上亿美元。
2010年,三一集团子公司三一电气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一电气)开始开拓美国市场。2010年8月,吴佳梁和三一集团财务总监段大为出资,在美国注册成立了Ralls公司。该公司为三一集团在美国开展风电投资与建设的关联企业,其实际控制人为三一电气,首席执行官一职由三一集团副总经理、三一电气总经理吴佳梁担任。
同一年,作为美国得克萨斯州西北部的Ralls风电场的风电设备供应商,三一电气为这家风电场提供了5台由其自主研发的风力发电机,2011年7月29日,Ralls风电场正式并网发电。这是中国企业在北美地区首个自主建设的风电项目,“零的突破”让包括吴佳梁在内的高官们颇受鼓舞,进一步开拓美国市场成为了顺势而为的下一步战略。
吴佳梁本人跟美国政府打交道的时间也不短。吴佳梁是湖南人,个子不高,说话干脆利落, 早在1998年到2002年期间,吴就曾担任中国东北一家企业的美国代表,对美国经商环境较为熟悉。
就在Ralls风机场开始运营的2011年,奥巴马签署总统令,宣布打造一个横跨23个部委的招商引资工作组“选择美国”办公室,该办公室被业内人士视作美国版的国家招商局。该办公室拍摄的广告片,力图把美国表现为一个政治民主、法制健全、经济自由的国家。奥巴马本人更是表示,“商业投资不论来自本地还是外国,都是美国经济增长和创造就业的重要动力,我的政府将致力增强美国对全球资本流动的竞争力。”
2012年3月,Ralls 公司从希腊电网公司Terna US处,收购了美国俄勒冈州的Butter Greek 风场项目,该项目包括四个独立的风场。由三一集团提供的一份风场建设示意图显示,这片空旷的地区位于美国海军西北舰队的一个投弹区附近,风能资源非常丰富。
按照规划,Ralls公司并不直接运营该风电场项目,而是建成后对风电场进行转让。
在收购时,Ralls 公司同时取得了该项目建设的所有审批和许可。在三一集团内部,这个风场项目被定位为样本工程,“客户们希望看到我们的风机设备更多的运营数据,这个项目不仅仅是简单的销售,建成后运营良好,还能吸引更多的客户”。10月22日下午,吴佳梁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5月,美国海军西北舰队找到了Ralls公司,他们认为Butter Greek项目中,其中一个风场Low Ridge 可能会影响到空军训练。尽管美国海军无权审批风场建设和空域管理,而相关项目已于2010年9月取得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下简称“FAA”)颁发的“无潜在危险”许可,Ralls仍同意将其风场南移了1.5英里。
这一次的交涉相对顺利,此后,美国海军出具了专门的支持函帮助Ralls公司再次申请FAA许可,并对Ralls公司的积极配合表达了谢意。
当时,上述小插曲并未影响到既定的风电场的转让进程。2012年5月,亿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中嘉合创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嘉合创)与Ralls达成意向,有意受让Butter Creek项目;6月10日,中嘉合创通过100%持股的澜溪风电科技(大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澜溪风电)与Ralls正式签约,交易金额为3840万美元。
不过,仅仅四天后,事情出现了转折。
6月14日,三一集团突然得到消息,该项目受到CFIUS的关注。吴佳梁听到消息觉得有些奇怪,按照以往的经验判断,吴认为,这个风电场应该无碍美国的国家安全。
CFIUS的逻辑
“如果让CFIUS主动来找你,这一定是个坏的开始。”曾在国土安全部负责协调CFIUS的世强律师事务所合伙人赫夫茨曾如此解释CFIUS的规则。
CFIUS是一个由9个政府机构的代表人员组成的跨部门组织,委员会主席由美国财政部长担任。CFIUS 的代表们来自国防部、国务部以及国土安全部等部门,对可能影响美国国家安全的外商投资交易进行审查。
Ralls公司对Butter Greek风电场进行并购之前,同样寻找了专业的律师团队进行尽职调查。而之所以没有选择申报,吴佳梁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解释说,“当时我们聘请的专业律师团队并没有提出这样的建议。”
CFIUS采取自愿申报原则,并非必经程序。是否需要申报,完全取决于该交易是否可能影响美国的国家安全以及重要基础设施,这也意味着,一些很小的并购交易有可能要进行CFIUS 申报,而不涉及国家安全或重要基础设施的大型并购案则无需申报。不过,为了降低交易风险,很多公司都会主动申报。
由于美国并没有对这块军事禁区竖立明确的界限标示,当时受聘尽职调查的律师团队并不清楚四个风场所在地靠近美国海军用于训练的一个投弹区。此外,就在附近不远处,Echo风机场已经建成;值得一提的是,在Echo的风机场中,其中10台为德国公司生产的风机,还有27台风机由丹麦Vestas公司制造;另外,律师团队后来发现,甚至还有几台风机处于禁飞区域之内。因此,律师团队经过评估认为,此项收购应该不会涉及到美国的国家安全问题,该项目最终并没有向CFIUS进行申报。
在得知项目已经被CFIUS“关注”之后,Ralls公司迅速聘请了专业律师,并于6月28日提交了所有材料。
7月11日,第一次听证会在华盛顿举行,出席发布会的包括CFIUS的代表,以及吴佳梁和律师团队等人员,主要形式是CFIUS的代表提问,三一方面回答。
“基本上都是很平常的问题,”10月22日,吴佳梁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问题包括,项目何时筹建,项目进展如何等。当时,也没有CFIUS官员提出停工建议,只是告知三一方面结果很快出来。
一个半小时的会议结束后,律师告诉吴佳梁,会开得非常成功,项目应该能够顺利通过CFIUS的审查。吴本人和律师团队都松了一口气。
不过,吴和律师团队也许太过乐观了。7月25日,CFIUS以涉嫌威胁美国国家安全为由,发出临时命令:要求项目立即停工;禁止存放或堆存任何设备,立即移走全部设备包括已经浇筑的基础环等;禁止任何人进入,只允许CFIUS同意的美国人进入移走设备。
此后,Ralls公司准备把该项目转让给美国公司以减少损失。不过,8月2日CFIUS又发布了临时命令的修改令:该项目禁止使用三一设备;该项目禁止转让直到所有设备移除完毕,且须告知CFIUS买方信息,10个工作日内未被CFIUS拒绝方能进行交易。
正是从第二道临时命令开始,三一方面和CFIUS的关系开始趋于紧张。吴认为,上述项目带有明显的歧视性,“为什么不能用三一的设备?要知道,这附近也有德国和希腊公司的设备。”
9月1日,在6月10日签约受让Butter Greek风电场的澜溪风电对外表示,由于近期该项目交易的美国政府审批进度发生变化,从而导致收购交易存在不确定性,已与Ralls公司友好协商,一致同意终止该项目的收购。三一电气返还中嘉合创已支付的意向金人民币9450 万元,并支付相应的资金占用费。
在该项目受到CFIUS关注,而变为有瑕疵的项目后,再次转让价格将会大幅下跌并不难预料,“就像一个漂亮的小姑娘,脸上被划拉了一道”。吴说。
这让吴愤愤不平,“尽管不理解CFIUS所言,我们到底如何影响了美国的国家安全,我们依然会遵守他们的命令,不过,必须给我们赔偿,这才是我们认可的常识”。
给奥巴马写信
在8月2日的禁令下发前后,Ralls公司实施了各种救济措施。
8月份,三一集团董事长梁稳根曾分别给美国总统奥巴马和国务卿希拉里写信,寻求解决办法。在这些言辞恳切的信件中,梁表示,三一集团美国公司是遵纪守法的公司,没有危害美国国家安全的动机和能力,他呼吁Ralls公司能够得到公平公正的待遇。
不过,上述信件并未得到有效反馈。
但是,Ralls公司聘请的律师私下猜测,即便奥巴马本人可能并没有亲自拆开并看到那封信件,但白宫的幕僚们可能看到了信件,并把此事向奥巴马作过汇报,“从白宫的工作人员透露出来的消息是,他们希望我们和CFIUS能够达成和解。”吴佳梁说。
此外,Ralls公司另外的救济措施还包括寻找游说团体。
经人介绍,吴佳梁找到了一家声誉不错的公关公司,该公司的负责人曾是前北约高级军官。但是,对方告诉吴:“我需要先了解一些情况。”最后,这家公关公司通过一些渠道得到来自美国政府一些知情人士的反馈是,“你们不要掺和了,你们改变不了什么”。
三一集团方面的救济措施还包括积极争取中国政府的支持。10月18日下午,刚开完发布会,吴佳梁赶到了商务部,向相关司局领导汇报。10月19日,针对此事,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沈丹阳表示,美国如此做法是损人不利己。
事实上,直到最后一刻,三一集团也没有放弃过和CFIUS的积极沟通。9月10日,吴佳梁和律师团队再次和CFIUS的代表们会面。这次的会面气氛相对紧张,有一点剑拔弩张的感觉。
这一次的会议上,三一集团询问对方,他们在哪些方面触犯了美国的国家安全,不过,对方并不准备解答他们的疑问,声称关涉国家安全,属于保密范畴,无可奉告。至于赔偿问题,得到的回复是“走人,其他什么都没有(英文原话是:Go away and there is nothing。)”。
这次会面持续了55分钟左右,不过双方并没有达成一致。三一集团方面的态度同样非常坚决,如果在项目停工和转让受限的前提下,不能得到合理赔偿,三一方面将提起诉讼,“律师聘请了,材料也准备好了”。
对于诉讼,三一方面的准备比较充分,他们聘请了强大的律师团队。10月18日的发布会上,现身的华裔律师夏廷康是其中之一。夏廷康是美国美瑞律师事务所董事合伙人,擅长知识产权保护和国际法务。此外,律师团队中还有几位曾在美国政府的重要部门任职,包括小布什总统任内的美国政府总检查长Paul Clement律师;小布什总统任内的美国政府副总检查长Viet Dinh律师;小布什总统任内的白宫法律副总顾问Christopher Bartolomucci律师;和克林顿总统任内的美国海军法律总顾问Steven Honigman律师。
“白宫的围墙是移动的,”吴佳梁说,“他们以前在白宫内,现在到了白宫外面,但是他们知道那些规则”。
最后的救济
吴佳梁8月8日赶到美国,奔波了一个月,结果发现“委屈求不了全”。司法程序是最后一条不得不走的路了。
他随后给三一集团董事会建议,提起诉讼。
建议很快就得到了董事会的同意。三一集团董事长梁稳根、董事向文波都是湖南人,而湖南人一向以富于冒险精神和精明善斗著称。10月18日,三一集团起诉奥巴马的发布会上,一向言辞豪放的向文波说,“起诉CFIUS和奥巴马,尽管结果无法预料,但是事关尊严,忍气吞声并非三一人做事的方法。”
“所以三一的策略为什么和华为、中兴不一样,原因可能是企业文化,以及高管的性格不同。”吴佳梁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9月12日,Ralls公司在美国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地方分区法院对CFIUS提起诉讼。随后,CFIUS就相关案例向美国总统奥巴马提出建议,由后者决定是否通过审查。
事实上,正是在法定期限的最后一天,奥巴马签署了总统令,支持了CFIUS的建议,这意味着,之前的临时命令上升为永久命令。
这份严苛的总统令规定:必须限时拆除基础和所有在区域内的项目。这个条款引起了三一集团的反感。据悉,整个风电场的项目建设都承包给了当地的老牌建筑商silvey,三一方面派出的工程监理也是美国公民,“这几块由silvey建起来的混凝土疙瘩,怎么会威胁美国安全?”吴佳梁十分不平。
总统令中,另外一条让三一方面更为不满的则是:三一员工不得进入项目区域。地图显示,项目所在区域里面有两条高速公路穿行而过。“那高速公路上也要禁止中国人穿行么,这是明显的歧视条款”,吴佳梁在10月18日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而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研究所副所长牛新春则认为,奥巴马政府做出类似选择,并不奇怪。
牛认为,第一个因素是经济竞争。牛解释说,目前不管是华为、中兴还是三一,“我们在美国被禁止的都是有科技含量的、有竞争优势的、可能会对美国企业不利的行业,美国绝对强势的行业,被禁的少”。
第二个是政治原因,主要原因是中美两国之间的政治制度和经济体制差别很大。牛分析说, “在美国人看来,不管中国企业是国营的还是私营的,都摆脱不了中国政府的影响,这一点让他们觉得比较担心。”
在9月28日奥巴马签发了总统令之后,10月1日,Ralls公司修改了之前的诉状,把奥巴马和CFIUS列为共同被告,将其告上法庭。Ralls认为,奥巴马和CFIUS强制停工、禁用设备、禁止转让等规定属于越权行为,违背了多条行政法规以及美国宪法,这些禁令不仅剥夺了Ralls的私有财产权,还歧视了中国公民。
事实上,多年来,极少有交易进入需要签发总统令的阶段。根据以往惯例,如果交易在初审阶段未获得批准,CFIUS会要求项目方对交易形式进行修改以符合要求,例如对部分特定资产或业务的剥离,或建议项目方主动撤销该交易。而很多来美并购或者投资企业在收到CFIUS“不友好”的建议之后,一般会主动选择撤回项目。
比如, 2008年华为收购网络安全公司3COM失败,便与CFIUS审查相关。2010年华为竞购美国无线宽带软件厂商2Wire,因为担心无法通过CFIUS的审查而搁浅。2011年,迫于CFIUS的压力,主动撤销了收购三叶公司(3Leaf)技术资产的申请。
观察人士指出,从CFIUS的历史以及最近的案例来看,CFIUS对于来自中国和中东等国家的企业,戒心更多。
2006年,迪拜环球港务集团向一家英国公司买了几家美国港口的管理权,尽管这个并购已经通过了CFIUS的初步审查。但是美国的舆论和议员都认为此举将威胁美国国家安全。此后,CFIUS又以“威胁国家安全”的理由出面,逼迫迪拜公司将在美港口业务转售给美国买家,迪拜环球港务集团并没有得到任何赔偿,不过,他们并没有选择提起诉讼。
尽管这些收到禁令的企业,可能对CFIUS存在不满,最终把CFIUS和美国总统送上法庭还是几无先例,原因在于,胜诉的可能性太小。
在10月18日的新闻发布会上,吴佳梁对媒体说,三一集团打这场官司,抱着必赢的信心,“因为美国是法制国家,我们是无辜的,所以我们有信心打赢官司”。
不过,另外一些熟悉美国法律的人士则有不同看法。
首先,在以往的历史上,CFIUS对相关项目的审核和调查过程类似黑匣子,虽然,这一点遭致了广泛的批评———CFIUS被认为是一个权力边界没有得到清晰界定的官僚机构,但是,这的确是CFIUS的一贯做法。
而且根据规定, CFIUS作出判断不需要给出具体理由,其有权以涉密为由拒绝告知被审查方具体的理由。事实上,被审查方也很少能得到CFIUS的详细解释。在美国《国防生产法案》的相关条款中,“国家安全”是一个模糊的定义,给了CFIUS较大的操作空间,
据夏廷康介绍,案件能否正式进入庭审阶段,将要经过“司法驳回”关。原告或者被告有权提出该诉请没有理由或者没有任何价值、不应该或者不必要进入庭审阶段,最后由法官来决定是否需要进一步审理该案件。
不过,美方的姿态同样强硬。美国财政部负责国际事务的发言人Kara Alaimo此前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对方提出这个诉讼是没有任何价值的,我们已计划全力应诉。”
据透露,10月29日,美国司法部将向法院递交驳回此案的动议。11月12日,Ralls 将向法院递交对司法部驳回此案动议的回复。11月28日上午,本案将正式开庭审理。
“通过诉讼,我们希望能迫使CFIUS能够重新回到谈判桌前。”吴佳梁说。
而向文波则认为,虽然结果无法预料,但是这场官司必然在美国内外引起广泛的讨论,相当于上了一堂国民教育课,也倒逼美国政府对外国投资审查程序更为透明化。
不过,三一集团亦可从此次事件中得到教训。吴佳梁说,如果一个公司想在美国做大,还是要聘请长期的公关公司进行游说,影响美国相关部门,积极争取合法利益。
此外,如果三一集团在美国还有并购项目,“可能会提前向CFIUS申报”。10月22日,在表达完对CFIUS和奥巴马的不满后,吴佳梁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随着中美经贸合作的深入和人文交流的增加,“中国威胁论”的调门降低了很多,但论调的形态呈现出多样化趋势,除了“军事威胁”的声音继续叫响外,“经济威胁”“能源威胁”和“科技威胁”轮番或联袂出场,一改上世纪以渲染意识形态对立为主的基调,“中国经济威胁论”渐渐成为主导
罗尔斯公司原本想将位于俄勒冈州黄油湾风场的风电项目建成一个样板工程,并将风电作为公司未来在美投资的重点领域,但因为美国总统奥巴马的一纸禁令,不仅公司已经投下上千万美元建设费用的样板工程无疾而终,其未来的投资方向也不得不进行重大调整。
罗尔斯公司是中国三一集团有限公司的关联公司,在美从事风电业务的投资与建设。它不是近段时间唯一受伤的在美中资公司。华为、中兴等数家公司接连被美国政府以威胁美国国家安全为由进行调查,投资和经营活动严重受阻。
中资公司在美连连“中枪”的同时,“中国威胁论”在美国的大选之年再度甚嚣尘上。从奥巴马和罗姆尼这两位下届总统的候选人,到屡屡对中国企业出手的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再到不时对中国进行攻讦的一些右派政客,“中国威胁”这张牌总会在一些敏感且紧要的时机打出。
“一定得由中国来负些责任”
“不论是华为、中兴还是三一,这些企业表现出来的竞争力已经对美国企业产生了某种威胁。这是美国政府要出手遏制和打压的原因,它要借此达到限制中国国家竞争力的目的。”罗尔斯公司首席执行官同时也是三一集团副总经理吴佳梁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他指出,美国方面近期屡屡以“国家安全”为由阻挠一些中资企业在美进行投资和贸易,并非仅针对这些企业本身,而是针对中国整体,“在这个问题上并不分什么民企、国企”。
美国国会和政府方面可以肆意而为,和美国《外国投资和国家安全法》的先天性缺陷不无关联。美国华人全国委员会会长薛海培逐条查阅了这项由美国前总统小布什签署的法案,发现里面对外资的资产保护一个字都没有提。
“这就有点不太好让人理解了。因为美国宪法严格保护私有财产不受侵犯,美国在依法保护私有财产方面也做得相当到位。”薛海培对《中国新闻周刊》说。2008年时,他曾任奥巴马竞选团队亚裔事务顾问。
与美国国会和政府这一连串动作同时发生的,是美国总统大选过程中两位总统候选人连连发出指责中国的声音。
虽然于北京时间10月23日上午结束的美国大选第三场电视辩论、也是终极辩论中,奥巴马和罗姆尼在涉华议题上的态度较之此前有所缓和,都认为中国是潜在的合作伙伴,但强硬的声音仍依稀可闻。罗姆尼依然坚持,要将中国定为汇率操纵国。
约一个月前,在美国大选最重要的“摇摆州”之一的俄亥俄州,为争夺选票,奥巴马和罗姆尼都发出了大选过程中最强硬最刺耳的对华喊话:罗姆尼声言一旦当选,第一时间便将中国列为货币操控国;奥巴马则称,本届政府于2009年向中国轮胎施加了进口关税,拯救了1000个就业岗位。
奥巴马和罗姆尼的表现应验了稍早前美国杂志《福布斯》的预测:在历来是大选是非之地的俄亥俄州,有一件事将是很确定的:反华言论越来越多。
和以往大选过程中对华指责多集中在民主和人权等领域明显不同,这一回,两位候选人给人的印象是:他们似乎只想得起来经济议题,而且,只要是美国经济出了问题,那一定得由中国来负些责任。
关于“中国威胁论”的叫嚷在大选之年又变得刺耳起来。只不过,如今的威胁论调中,“来自中国的经济威胁”被叫得格外响亮。在吴佳梁看来,这其中除了有大选之年的政治考量和美国经济仍不见起色的现实原因外,中国经济实力的快速提升让美国有些不适应。
“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总量目前是世界第二,美国是世界第一。美国人会觉得,第二是最有可能挑战第一的。”吴佳梁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中国威胁”20年
“中国威胁论”自上世纪90年代被西方炒热后,迄今的20多年里,论调时高时低,却从不曾停息。
1990年8月,日本防卫大学副教授村井友秀在《诸君》月刊上发表《论中国这个潜在的威胁》,首次提出“中国威胁”的说法。
“冷战”结束后,1992年9月,时任美国费城外交政策研究所亚洲项目主任罗斯·芒罗发表了《正在觉醒的巨龙:亚洲真正的威胁来自中国》,他在文中发难,渲染中美军事冲突不可避免。此后,“中国威胁论”在美国和西方世界逐渐扩散开来。
关于“中国威胁论”,还有一种观点认为,上世纪50年代初,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西方所渲染的“红色威胁”应是最早的“中国威胁论”论调。但由于当时中国实力所限,并没有被西方学者和舆论所普遍认同。
自“冷战”结束至今的20年余里,美国的“中国威胁论”一共掀起了四轮大范围的波澜,三次都发生在上世纪。第一次是在1992~1993年间,苏联解体后,中国成了意识形态领域最大的攻击靶子,由芒罗的文章开始,“中国威胁论”一时间风靡太平洋东岸。美国学者哈克特将中国描述成为“苏联之后的一个新的邪恶帝国”的言论受到吹捧。第二次是1995年至1996年台海危机发生后美国掀起的对华政策大辩论,芒罗这次依然是主角,他和美国《时代》周刊杂志记者伯恩斯坦所著的《即将到来的美中冲突》一书是大辩论的“扛鼎之作”。
第三次是在1998年至1999年“李文和案件”爆发后,由污蔑中国“窃取”美国核技术的考克斯报告出笼而引发的反华声浪。
新千年后的十来年里,随着中美经贸合作的深入和人文交流的增加,“中国威胁论”的调门降低了很多,只是在大选中政客和媒体会时而提高调门,但美国学者和普通民众中再未出现过于集中的大声浪。
调门虽然降低,但论调的形态呈现出多样化趋势,除了“军事威胁”的声音继续叫响外,“经济威胁”“能源威胁”和“科技威胁”轮番或联袂出场,一改上世纪以渲染意识形态对立为主的基调,“中国经济威胁论”渐渐成为主导。
2005年,中国海洋石油有限公司(中海油)考虑对美国同业对手优尼科公司进行并购,也曾引发美国关于中国经济威胁的一阵持续时间不短的躁动。
中海油有意并购优尼科的消息公布后,41名民主、共和两党的议员联名致函小布什政府,要求财政部就此案展开调查,看优尼科公司的技术和资产转移是否会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
“15年前,当日本公司大规模买进美国公司的时候,我是那些站出来劝美国人不要惊慌的人。也许你期望我现在用同样的话语来说明中国和当年的日本差不多。但是,事实可能是,来自中国的挑战远比当年来自日本的要严重的多。”这是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克鲁格曼当时在《纽约时报》的专栏文章中的一段话。
克鲁格曼认为,中国不同于当年的日本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首先,中国不像日本那样挥霍金钱,中国人比日本人精明,中国公司可以向全球领域进军;另外,中国和日本的不同在于,中国的竞购或者收购都是以作为美国潜在竞争对手的商业行为出现的。
美国阻挠中国企业,主要有“三大法宝”。一是专利范畴的“337调查”,2002年至今,中国已经连续10年成为遭遇美国“337调查”案件数量最多的国家。二是以“公平贸易”名义对中国企业实施“双反”措施,这类措施主要针对光伏等高科技企业。
最后,就是以所谓的“国家安全”为由抵制中国企业进一步进入美国市场。
“中国经济威胁论”以各种形式或隐或现,与“中国威胁论”伴生的“中国责任论”也逐步凸现出来。
2007年,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提交的研究报告认为,中国不是一个充分负责的国家,必须努力“像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那样行事,履行其承诺并与美国和其他国家共同努力,促进为其成功提供条件的国际体系”。
2009年底曾风靡一时的美国电影《2012》中,美国将挽救世界的责任交给中国,“中国责任论”被艺术化地进行了一次放大。
“经济威胁”的论调成为主导声音的同时,“军事威胁”的论调并未消散。自2000年起,美国仿照冷战时期发布的年度苏联军力报告,每年都撰写和公布《中国军力年度报告》,明显是将中国视为苏联之后的最大竞争对手。
美籍华裔薛海培还注意到一个变化,意识形态色彩比较强的“中国威胁论”过去多限于美国右派以及一些反共势力的小圈子里,现在的“中国威胁论”则已经潜入美国民众的意识里,他们开始对中国崛起感到担心和忧虑,因为这会直接或间接影响到他们最日常的生活,尽管未必都是不利影响。
不过,和右派政客不一样,美国普通民众一般不认同对中国进行遏制,他们希望美国政府做一些防范和制衡,不希望中国崛起得太快,变得过强。
“他们的心态是,为防下雨,雨伞要带着,尽管不一定就能用上。”薛海培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美国资深外交家,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时曾任首席翻译的傅立民指出,美国自1880年成为世界头号强国以来,约140年来一直保持这一地位,但很多人认为中国将在未来几年内取代这一地位。
“美国并不存在所谓的‘中国问题’,这其实是美国自身的综合竞争力问题。”傅立民说。
经济领域的交集几乎无处不在
在纽约的华尔街,薛海培听到美国人谈论的话题都是中美合作,很少听人提“中国威胁论”,而在华盛顿的国会山,情形恰好相反,他听到的各种声音里头,对华贸易制裁要比两国加强合作多得多。
这样“分裂”的情形同样也出现在联邦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
上月,奥巴马和罗姆尼在俄亥俄州为争夺选票都加重了对中国的抨击时,该州下辖的托莱多市的市长贝尔正和150名在美的中国公司高管们一起聚会,借机说服他们在当地多进行投资。
贝尔在会后对媒体抱怨说:“选举真的在妨碍我们。受到邀请的中国人向我提问,‘为什么你们批评我们?’‘为什么我们突然成了大问题?’”
托莱多市正面临庞大的预算赤字。贝尔已经说服两名中国投资者在托莱多买下一片土地,进行两亿美元的房地产开发。
如今,美国州长、市长等地方官员每年来华的人数和频次都在增加,美国的很多州长、市长都和贝尔一样,铺好了红地毯,希望更多的中国投资者到来,但联邦政府和国会议员却不时将障碍物向红地毯。
薛海培将上述反差巨大的情形称之为美国社会在对华关系上的“精神分裂”。他一方面担心,中美本世纪以来在加强政治信任上的举步维艰会越来越跟不上经贸合作的步伐,导致双方在政治和经济关系上的鸿沟越拉越大也越难填平。另一方面,他也乐观地期待着未来“中美都能往前一步,那样天空就很晴朗”。
“在加强政治信任上,因为美国从经济到法律等各方面环境,都已经相对更成熟了,变化的空间并不大,而中国其实掌握着更大的主动权,有更多改变的空间,除了在经济上进一步和国际接轨外,法律、文化等方面也要逐步跟上。”薛海培说,“中国要往前走得快一些,美国的心态也别那么着急,要多给中国些时间。”
根据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沈丹阳近日在记者会上公布的数字,中国已经连续10年成为美国增长最快的出口市场。中国既是美国农产品第一大出口市场,也是美国汽车、飞机等机电产品重要的海外市场。

    “中美在经贸上的这种千丝万缕的联系已不可能说断就断,这和军事威胁论有着本质的不同。军事领域的交集很少很少,但经济领域的交集却几乎无处不在。”薛海培说。
虽然罗尔斯公司在美投资的首个风电项目就因为“蒙冤”而遭遇夭折,但吴佳梁也未对美国市场完全失去信心,“我们选择去打官司,是基于对美国社会的了解和对其法治的认同,我们仍相信美国是个法治的社会,能给我们一个公平的交代”。 (本刊记者陈纪英对本文亦有贡献)
回顾华为与思科近十年的“恩怨”,不难想象在这场国会调查风波中两家公司各自的考量。北美市场是思科的战略重镇,为思科贡献了60%的收入,而如今华为这个雄心勃勃的中国对手试图破门而入,成为思科最大的竞争对手。在业界看来,此次事件是华为与思科之间十年战争的延续
中国电信设备业巨头华为公司发现,在美国这个全球最大的单一市场精心耕耘十年之后,仍然被挡在门外。10月8日,华为遭遇了一项非常严厉的指控。当天,美国众议院常设特别情报委员会发布调查报告称,中国的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和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可能被用来针对美国民众进行间谍活动,威胁美国国家通信安全。
美国众议院常设特别情报委员会历时11个月完成的长达50多页的这份调查报告,其中有23页针对华为,9页针对中兴,在对两家公司进行封杀的同时,也对中国电信行业全面打击。报告建议,由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阻止美国企业未来与华为或中兴建立任何商业联系,并呼吁对中国政府向国内电信设备制造商提供的支持发起调查。
美国政府的步步紧逼,并没有动摇中国企业进军美国市场的决心,反而促使华为奋起采取正面竞争措施。报告发布后不到一小时,华为立刻发表了言辞激烈的回应声明,称美国众议院情报委员会的指控,不过是诋毁中国的做法,其本质和目的是阻挠中国公司进入美国市场、阻碍竞争。
与此同时,美国本土企业思科,被认为是美国排斥华为、中兴的最大受益者。此间有媒体报道指称,思科可能是美国审查中国电信公司的推动力量。对此,思科进行了否认。
但是,回顾华为与思科近十年的“恩怨”,不难想象在这场国会调查风波中华为与思科各自的考量。早在十年前,这两家公司就有过一场惊心动魄的正面交锋,而美国众议院情报委员会这次发难,又将两者的关系推到风口浪尖之上。在业界看来,此次事件是华为与思科之间十年战争的延续。
知识产权之争
10月11日,思科在美国又再度发起指控,声称华为在双方2003年的版权纠纷案中做出虚假陈述,并公开了一份之前处于密封状态文件的部分内容。在公开的报告片段中,思科表示:“依据精确的评论和字符分隔形式,不仅表明华为接触了思科的代码,更意味着这些电子代码被复制、并插入到华为的代码中。”
思科的这个指控,与美国众议院常设特别情报委员会调查报告的相关表述相互印证。在针对华为列出的12条指控中,其中有一条认为,华为漠视美国公司和实体的知识产权。
这个被再度提起的知识产权之争,始于2003年。当年1月23日是农历腊月二十一,距离中国传统的春节只有9天时间,思科在美国得克萨斯州东区联邦法庭提起诉讼,指控华为及其美国子公司Future Wei盗用部分思科的IOS(互联网操作系统)源代码,应用在其Quidway路由器和交换机的操作系统中,对思科专利形成至少5项侵权。长达77页的起诉书中,指控涉及专利、版权、不正当竞争、商业秘密等8大类、21项罪名,几乎涵盖了知识产权诉讼的所有领域。
彼时,思科进入中国市场已近10年。自1994年在北京成立办事处以来,思科在中国的业务发展迅猛,其客户包括中国国家金融数据通信骨干网、中国电信、北京市政府、中国联通、中国人民银行、中国石化等众多央企及政府部门,甚至还向中国军队供应部分通用通信设备。与此同时,思科通过一连串收购,快速形成了数据通信产品领域的全面产品系列,在全球数据通信领域市场占有率达70%,其中路由器、交换机等数据产品更是思科的优势领域。
然而,这家在全球互联网设备行业雄居霸主地位的美国公司,很快就迎来了一家极具市场攻击性的中国挑战者。1999年,长期专注于电信设备制造的华为,第一次在中国推出了自己的数据产品接入服务器。一年之内,华为就抢到了中国新增接入服务器市场的70%,随后又将触角延伸到路由器、以太网等主流数据产品。2002年,华为在中国路由器、交换机市场的占有率直逼思科,成为它最大的竞争对手。
来自华为的挑战,迫使思科中国2001年整体价格平均降低了15%,销售额也在2001年达到历史最高点10亿美元之后急转直下。这种威胁,随着华为国际市场的开拓,也从中国蔓延到全球,甚至直逼思科的美国大本营。2002年6月,华为美国公司Future Wei成立,已经开始与思科在企业商用市场的老对手3Com正式接触商谈成立合资公司。
同样是这一年,华为全系列数据通信产品,在6月首次正式亮相美国亚特兰大举行的电信设备展。华为展示的数据产品,性能与思科产品相当,但价格却比对手低20%到50%,甚至还在美国主流财经和专业媒体上刊登极具挑战性的广告:“它们唯一的不同就是价格”。广告的背景图案,就是旧金山的金门大桥,而思科公司的标志也是金门大桥。
许多媒体报道了Future Wei的盛大亮相,认为这是业界的一个亮点。展览结束后,华为的数据产品在美国市场的销售迅速打开局面,当年的美国市场销售比上年度增长了将近70%。2002年秋,华为的数据产品在巴西举行的招标中脱颖而出,拿到了400万美元的订单,导致思科负责这次招标的经理第二天就被公司开除。那一年,思科在全球网络设备市场的霸主地位仍未动摇,但其销售额和市场占有率却首次出现了下滑。
一心想在北美市场站稳脚跟的华为,此时已经被思科列入重点打击对象。在亚特兰大展览上,思科CEO钱伯斯不露声色地在华为展台上停留了十多分钟,详细询问高、中、低端全系列路由器的技术情况。以为遇到潜在客户的工作人员介绍得也格外卖力,直到钱伯斯匆匆离开,一位在场的华为主管才认出这位思科首席执行官。离开展台后,钱伯斯立刻回到公司,在公司内成立了“打击华为” 工作小组,并开始准备以知识产权为核心的诉讼。
2002年12月中旬,思科的全球副总裁从美国来到中国深圳,正式提出了华为侵犯思科知识产权的问题,并于2003年初提起诉讼。思科请求法庭下令,禁止华为出售这些侵权产品,禁止华为使用与思科操作软件类似的命令行程序,并要求华为给予经济赔偿。
美国时间2004年7月28日上午,双方达成最终和解协议,终止各自提出的诉讼及反诉讼请求。法院据此签发法令,终止思科公司对华为公司的诉讼,思科今后不得再就此案提起诉讼或者以相同事由提起诉讼,并且各方的律师费用、诉讼费用及相关其他费用都由各方自行承担。
企业市场攻防战
和解18个月后,2005年12月的某一天,华为创始人、总裁任正非接待了来访的思科CEO钱伯斯。对于这位竞争对手,华为给予了最高规格的接待,一向着装随意的任正非当天穿戴规整。在深圳坂田的华为总部会议室里,两个人纵声大笑着,第一次把手紧紧握在了一起。
在这次破冰之旅中,双方就IT产业的发展前景进行了深度探讨。此间,对于华为与3Com 的合资公司华三,是否有可能出售给思科的死敌——全球第二大路由器制造商Juniper,以及华为与思科未来是否可能进行更深层次的合作等多个话题,这两个曾经对簿公堂的夙敌也认真地交换了意见。
彼时,华为与3Com 的合资公司华三,已经对思科产生了切实的冲击,这也是华为第一次大规模进入企业网。
数据通信产品市场,分为企业市场和运营商市场。几乎所有的企业都需要建立企业内部的通信网络,这个市场的容量甚至高于运营商的采购量,从运营商走向企业市场是华为发展的必然趋势。而2000年后全球电信寒冬降临时,思科和IBM受到的影响最小,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的产品和服务不仅面向全球市场,而且还是面向所有企业的市场。这让已经意识到华为客户群单一的任正非决定,继续拓展国际电信市场的同时,也开始加大企业级产品市场的开拓。2003年3月,华为成立了企业网事业部,任命当时负责宏观产权的常务副总裁郑宝用负责企业网络市场开拓。
与运营商市场的高度集中不同,企业市场用户多而分散,华为开始尝试与著名企业合作的方式来迅速获得分销优势。早在2003年3月20日,思科诉华为案即将开庭前夕,华为与昔日企业设备巨头美国3Com就共同宣布将组建合资企业。当年11月,合资公司华为3Com(华为内部员工称之为“华三”)正式成立,华为几乎将全部面向企业的产品和资产都注入进去,并将企业市场全部让给3Com 在全球去运作,而华为自己的重点仍放在运营商市场。
根据协议,在中国和日本市场上将以合资企业的品牌销售产品,而在中国和日本之外的市场以3Com的品牌销售合资企业的产品。合资企业既可以销售华为以前开发的并且已经转入合资企业的网络产品,也可以依据合资企业与3Com达成的OEM协议销售3Com现行产品线中的产品。
合资公司华三,在总裁郑树生、全球营销总裁吴敬传等“老华为人”的率领下,成为思科在中国市场上的劲敌。2005年华三在国内数据通信新建市场上的占有率已经跃居第一,而2006年在整体市场上的份额也已经逼近思科,直接导致业绩不佳的思科中国区总裁杜家滨“下课”,这也使得思科无法集中精力于华为更看重的电信运营商市场。
华三的成功使得股东之一美国3Com公司欲罢不能,最终在2007年3月以8.82亿美元的价格收购了华为持有的49%股份,华为3Com也正式更名为华三通信(H3C),这也使得华为失去了在企业网市场上最关键的棋子。此后,华为试图联合私募基金反过来收购3Com,以便重新将H3C纳入旗下,但是遭到了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的反对。
对于已经在电信运营商市场上排名第二、占据了20%以上份额的华为来说,下一个重量级的市场只能是企业网。2008年6月,收购3Com失败的华为,又将自己的存储和安全产品线拆出来,与赛门铁克成立了合资公司华为赛门铁克科技有限公司(“华赛”),再次进军企业网市场。
与此同时,华为内部始终没有放弃企业网产品的研发,研发团队开发了一些能够用在企业网的数据通信产品,运营商试用之后反响不错。2009年年初,华为成立了一个跨部门的项目部,专门研究进军企业市场的战略,并决定由华为人自己做。
由于与3Com签署有竞业禁止协议,再加上3Com过去给了华为很大帮助,任正非一时下不了决心与3Com正面冲突。2009年12月,惠普收购3Com打破了这个僵局,进军企业市场的最后障碍就此清除,华为马上推出了自己的数通产品,并全面停止了对华三路由器的OEM(即代工生产)。
2009年之后,华为加速向企业市场拓展。2011年,华为进一步明确了未来发展思路,从电信市场向企业级、消费者市场拓展,并重新组建了企业业务BG(业务集团),全面进入企业基础网络、统一通信与协作、云计算与数据中心,以及企业信息安全领域。2011年11月14日,华为以5.3亿美元收购赛门铁克持有的华赛49%股份,从而完全持有华赛100%股权。
于是,在思科的核心市场上,这对夙敌再次狭路相逢。思科仍位居企业市场第一,但在某些主要产品领域的份额已经从60%下滑到50%以下。在企业级高端市场,思科面临着来自Juniper、华为以及惠普的竞争;在低端产品领域,同样面临戴尔和华为等公司的竞争压力。在所有的竞争对手中,来自华为的挑战最大,这让思科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威胁。
此消彼长又十年
2003年那场知识产权诉讼之后,华为依靠自主研发,多产品多领域齐头并进,与思科在电信网络产品市场展开了全方位的竞争。如今,当华为重新在企业市场上向思科发起正面挑战时,华为对研发的持续投入及在专利方面的成果,也给思科造成了空前压力。
2011年,华为申请PCT(专利合作条约)专利数量为1831项,排名第三。截至2011年底,华为累计在全球申请专利达47322件,授权23522件,其中国外专利10978件,在美国、欧洲等国家和地区授权专利5415件,PCT申请10650件。
而思科此时的专利数量,已经不在全球前100名内,即使在美国国内的公司排名中,思科也从2009年时第18位下降到去年的第22位。
“思科十年前用知识产权来打华为,华为用了四五年的时间在国际专利上就超过了思科,现在华为的研发人员超过了思科的所有员工。”博客网创始人、互联网实验室董事长方兴东十年前就关注了那场知识产权之争,也很清楚双方十年间的此消彼长。他认为,华为在产品的很多创新方面已经超过了思科,他在《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思科通过创新已经没法和华为公平竞争了,经济手段、技术手段已经没办法和华为竞争了。”
不仅是专利和创新能力已经改变,华为也用远超对手的成长速度拉近了与对方的距离。十年来,华为的销售收入增长7倍,员工数增长10倍;而思科十年来销售收入仅增长1倍,员工数也仅增长1倍,而思科的市值也跌破千亿美元,仅为高峰期的五分之一左右。
“如果说十年前华为只是思科的潜在对手,现在两家基本上是旗鼓相当。”方兴东认为,虽然华为在企业市场这一块还是不能与思科比,但是华为的技术和产品已经完全具备冲击市场的能力,“华为这种势头,如果在美国能够扎进去的话,思科的领导地位很快就会丧失。”
事实上,这些年思科一直把华为当作最可怕的对手,即使在公开场合也对此直言不讳。早在2007年4月,谈到竞争对手时,钱伯斯就将华为与谷歌、微软和阿尔卡特并列。2010年3月,钱伯斯一个记者招待会上回答关于竞争对手的问题,他依然回答是华为,并连续强调三遍。2012年4月,钱伯斯在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时,称华为是比HP、Juniper更大的竞争对手,并指责华为“不按规则出牌,剽窃知识产权,网络安全得不到保障”。
就在钱伯斯不断强调华为是其最强大的竞争对手时,思科却深陷利润下滑的泥沼。2011年2月9日,思科财报表明,该公司的毛利率已经连续四个季度呈现萎缩。2011财年第二季度的业绩报告显示,思科净利润下挫18%;同期,与思科核心业务相竞争的瞻博网络,净利润同比增长31%。2011年,思科不得已裁员6500人,减少了每年10亿美元的支出。今年7月23日,思科再次裁员1300人。
在方兴东看来,思科2009年以来的收入大幅度下滑,主要是因为战略上走了弯路。“思科这些年最大的转变就是怎么跟进互联网,他想进入互联网服务,过去几年在互联网的服务和消费领域里面,信誓旦旦要跟别人竞争,但是几年下来花了很多钱却没有什么突破,反而在原来领域的创新方面失去了核心竞争力。”方兴东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几年美国出现很多高科技公司,但思科却明显进入一个向下走的阶段,没有跟上产业的更新换代。”
然而,十年前那个还够不上思科对手级别的中国公司华为,今年上半年的销售收入达1027亿元(约合162亿美元),超越爱立信成为全球销售额第一的电信设备制造商,成为思科眼下最强劲的竞争对手。当年那个一心想博得北美市场欢心的华为,去年在这个市场上收获了13亿美金,而2010年只有7.6亿美元。当下欧美各国正在大力推进的新—代无线通信技术LTE中,华为持有15%以上的基本专利,华为通过低价策略打入高清视频会议系统领域后,也将直接威胁到在这一领域处于领先地位的思科。
北美市场是思科的战略重镇,为思科贡献了60%的收入。如今,这个雄心勃勃的中国对手试图破门而入,思科又将如何应对?这两个宿敌间的十年战争正在延续,过程与结果均令外界备加关注。(实习生马爱利对本文亦有贡献)
在华为的国际化征途中,美国是最后一块高地,也是最难攻克的一个关键市场。为此,华为在各方面做出了巨大努力,但依然遇到这个市场的重重壁垒
10月8日,美国众议院情报委员会的调查报告发布不到一小时,华为立刻发表回应声明,报告运用了很多谣言和揣测来证明那些根本不存在的指控,且未能提供明确的信息来证明委员会的担忧是合理的,美国众议院情报委员会的一切活动和努力似乎都指向一个事先已确定的结果,而华为一直“只是被深深地误解”。
而从华为的反应中也可以看到,调查报告结果虽然令其失望,但并不能改变其继续攻克美国市场的决心。与此同时,已经有越来越多像华为这样的中国企业,正在前赴后继地奔赴海外,试图在国际市场上寻求安身立命之地。
农村包围城市
一直被“深深误解”的华为,是一家总部位于中国深圳的电信设备商,业务分支遍布全球140多个国家,其设备为世界上排名前50的电话公司中的45家使用,旗下员工超过11万名,由员工100%持股。
创始人任正非曾经是一名基建工程兵,担任铁道兵某研究所的副所长,因作出重大贡献,1978年出席过全国科学大会,1982年并出席中共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1983年随国家整建制撤销基建工程兵,任正非复员转业至深圳南海石油后勤服务基地,在一家电子公司任副总经理。因为200多万货款收不回来,任正非转而在1987年集资21000元人民币(2500美元)创立华为公司,1988年出任华为公司总裁至今。
为了能够生存下去,初创时的华为技术公司做的却是贸易业务,什么赚钱做什么,没有方向。一个偶然的机会,任正非被辽宁省农话处一位处长引荐给香港鸿年公司代理用户交换机产品,从而与通信设备结缘。后来,任正非在内部曾经多次说过:“华为是由于无知,才走上通信产业的,当初只知道市场大,不知市场如此规范,不知竞争对手如此强大。”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被逼无奈的创业故事,却因为创始人的军队服役经历,引发国际市场尤其是美国的广泛质疑。“对华为一直有特别的关注,是因为这是一家重要的中国公司,其创始人个人曾参加人民解放军,所以会有明显的疑问,即这家公司是否能保证与中国政府毫无关系。”英国情报与安全委员会主席马尔科姆。列坎德的这个解释,也是美国对华为穷追不舍的主要原因。事实上,任正非现在仅拥有的公司股份还不到2%。
这家“重要的中国公司”,1995年时终于超越国内首家成功研制数字程控交换机的企业巨龙公司,拿下农村市场,转而向城市进军,开始与西门子、AT&T、阿尔卡特等国际一流企业正面交锋。这个时候,华为与国际一流企业的差距一一暴露出来了,也就在这时,任正非把成为世界一流企业定为华为的发展目标。
华为开拓国际市场的尝试开始于1996年。当时,除了参加过几次国际电信展览会之外,对于如何进入国际市场几乎一无所知。因此,华为依然像在国内那样采取类似“农村包围城市”“先易后难”的策略,对于突破口的选择主要考虑两个因素:首先,与国内在文化、传统比较接近或者关系比较密切;其次,市场规模不大,不是国际一流企业竞争的焦点。因此,香港和俄罗斯就这样成为了华为国际化的前两站。
凭借香港即将回归的东风,华为成功地签下李嘉诚旗下和记电信的合同,负责覆盖中环商业区并连接香港新机场的11个局共15万线商业网的建设。近半年的安装调试后,华为在国际市场上的第一台交换机于1996年底正式投入运营,由此迈出了第一步。
但是完成这个国际第一单的过程颇为曲折,华为独具中国特色的“作坊”式工作方式,让具体负责这个项目的周更生更多感到的是一种走出去以后才能体会到的“寒碜”,“一种类似于当年李鸿章出访时在大红地毯上随地吐痰的寒碜。”相比之下。俄罗斯的市场开拓则更加漫长而艰辛,后来通过成立合资公司才再俄罗斯站稳脚跟。
就这样,没有能力进入欧美大市场前,华为就先从非洲、拉丁美洲和亚洲入手,此种艰辛,在2006年12月华为内部刊物《华为人》182期的一篇文章中有所披露:“1996年开始,众多华为员工离别故土,远离亲情,奔赴海外,无论是在疾病肆虐的非洲,还是在硝烟未散的伊拉克,或者海啸灾后的印尼,以及地震后的阿尔及利亚……到处都可以看到华为人奋斗的身影。”2000年起,华为开始在其他地区全面拓展,包括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市场以及中东、非洲等区域市场。
在欧洲,华为一开始准备选择西班牙和葡萄牙等西欧相对不那么富裕的国家作为突破口,希望利用低价和不被电信设备制造巨头们重视的小市场来进行突破,但是欧盟优厚的补贴政策,让华为当时唯一具备的价格优势毫无作用。因此,根本没有机会见到当地运营商的华为,只好求助于当地代理商,从2001年开始成功进入德国、法国、西班牙、英国等发达国家。
艰苦耕耘十年之后,华为的国际市场终于在2005年取得重大突破。这年12 月23 日,华为与英国最大的电信运营商英国电信签署正式供货合同,为后者升级网络供应设备,全球最顶级固网运营商的大门从此向华为敞开,而欧洲后来也成为华为做得最好的海外市场。这一年,华为海外合同销售额首次超过国内合同销售额。
如今,华为已经是全球最大的电信网络解决方案提供商,全球第二大电信基站设备供应商,有三分之二的产品销往国际市场,还在20多个国家建立研发中心。然而,华为一直没有真正敲开美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电信市场的大门。在全球前50大电信运营商中,只有5家没有使用华为的产品,其中的AT&T、Verizon和Sprint均为美国企业。
在华为的国际化征途中,美国是最后一块高地,也是最难攻克的一个关键市场。
做好企业公民
“我们对于安全的理解,是不是还不能达到美国政府的要求,我们想知道,是不是已经掌握了华为有违反美国安全的事例,具体是什么能否告诉我们。”2011年2月,时任华为副董事长的胡厚在那封有名的公开信中,如此表达华为长久以来的困惑:“美国政府是对华为的过去担忧?还是对华为未来的发展担忧?担忧在哪些方面?具体什么事情?我们能否一起找到解决的办法?”
华为一直试图赢得美国的信任。早在开拓国际市场之初,华为就投入巨资向IBM、和埃森哲等咨询公司学习西方管理制度,引进集成品开发和集成供应链等先进模式,重新设计业务流程,以期能够与世界顶级运营商用同一种语言进行沟通。华为高级副总裁丁少华9月中旬在美国国会听证会上表示,对西方管理制度的学习是助其成功的重要因素,他说:“在过去的五年中,我们已经投入超过4000万美元,用于管理变革。”
当年华为在设立其美国公司时,没有沿用汉语拼音形式的公司名称,而是选择了更具国际化意味的Future Wei,并在其美国公司官方网站宣称:“自从2001年在美国设立第一个办公室以来,我们就致力于成为美国的就业机会提供者、本地经济的贡献者,以及社区的积极参与者。”
目前,华为美国公司的员工已经增加到1700人,其中75%的雇员在当地招聘,很多技术负责人、资深经理和管理层都是美国本地人。截至2011年,华为在美国得克萨斯州东北部城市普莱诺的北美地区总部,办公面积已经扩大到10万平方英尺,并在美国设立了12家分支机构和7个研发中心;在美国的研发投入已经高达8亿美元。2006年以来,华为对美国公司采购软件、元器件、芯片和服务等累计约300亿美元。
像一个真正的企业公民一样,华为也在美国积极资助高等教育和研究项目,合作对象包括哈佛、麻省理工、斯坦福等知名研究型大学。2011年,华为为此支付了约1000万美元。
华为在中国国内依然低调神秘,但是在海外已经开始了大规模的形象拓展活动。除了积极参加当地的展会、论坛之外,华为也积极与有影响力的各类海外机构进行沟通,并且向主流财经类杂志和专业杂志投放广告。虽然不是上市公司,华为从2006年开始就对外公布财务报告,2010年年报中还披露了公司高管名单、简历和照片,以及公司未来治理架构。
在安全问题上,华为表示一直与包括国际电讯联盟、第三代移动通信合作计划(3GPP,一个全球性移动标准组织)和事件响应与安全组论坛(FIRST,一个计算机安全团体)等多个组织合作。
2011年,华为发布了《关于构筑全球网络安全保障体系的声明》,再次强调网络安全在华为的战略意义。该公司聘用英国政府前首席信息官约翰。萨福克出任全球网络安全官,并直接向公司CEO 汇报,负责网络安全保障体系的战略制定、管理和监督实施。今年,萨福克撰写了《华为网络安全白皮书》,承诺将公司对网络和业务安全性保障的责任置于公司的商业利益之上,并表示简单地因为公司的母国而将这些公司孤立的网络安全方法,是不符合逻辑的。
为了减轻美国的疑虑,华为聘请了前高级政府官员和西方电信公司的前高管做顾问,并提出让自己的产品接受严格的外部安全检查。去年11月以来,华为已经聘请了6家游说公司,并在今年3月注册了内部员工游说者,包括3位前国会助手。今年8月,华为聘请前白宫幕僚、前美国政府技术承包商唐纳德。普迪作为首席安全官。
此外,华为还建立了一种机制,让美国客户自行选择由谁来为他们安装华为的产品、由谁来为他们提供技术支持;通过独立的第三方安全认证公司如EWA等进行安全测试,从产品的源代码级别确保产品的安全可靠。
“对美国运营商所担心的一些领域的一些产品,华为承诺不对美国市场销售,也诚恳地希望美国有关方面给予指出,并明确这些技术进入美国的禁止年限。”2011年2月的那封公开信中,胡厚表示,华为也认为信息浪潮越来越大,安全的困难越来越多,“我们积极地与各国政府、各种组织机构合作起来,共同担负起防范的责任。”
然而,华为的这些努力,并没有帮助其真正进入美国这个全球最大的电信市场。2011年,华为在美国的销售收入为13亿美元,仅占其全球超过300多亿美元总营收的约4%。在这13亿美元中,有超过9亿美元来自于手机等终端产品的销售,而在华为更加看重的主流运营商网络基础设施市场仍无进展。
“最重要的是,你要去抢别人的饭碗。”中国通信业知名观察家、飞象网总裁项立刚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认为,华为的遭遇实际上是美国要保护本土的电信企业,即使没有安全问题,也依然会有知识产权、反倾销等各种手段可以应用,而这不是仅凭华为一己之力就可以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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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北极风 引用地址:http://www.eeworld.com.cn/xfdz/2012/1026/article_1644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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