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尔定律将死 芯片业面临全球洗牌 (2)

　　  中国机会

　　  记者：但目前全球芯片产业格局已基本成型，中国还能在这一新方向上有所作为吗?

　　  张首晟：我们今天谈的更多是非常前端的创新，在这方面虽然中国一直非常注重，但总的来说并不成功。我希望强调的是，这一重新洗牌的机会也是中国芯片业唯一一 个可以超前的机会。而往往洗牌的机会都是在规则改变时，如果大家都在循规蹈矩，那将永远也超越不了。比如说台湾地区，其在上世纪60-70年代抓住了芯片 的设计与代工相脱节的机遇，赚了很多钱。中国大陆这么多年来，基本上是在用政府的良好政策和较低的人工成本来拷贝这一模式。

　　  但我更愿意认为，中国也能在这一最新机遇中找到比较新的机会。除在斯坦福工作，我也经常访问中国的大学，联系和合作比较紧密的是清华大学及中科院物理所。我发现他们在这方面跟得很紧，做的实验也很漂亮。

　　  中国科研人员很聪明，人数也很多。我还发现一个特点，即只要知道了一个努力的基本方向，中国会跟得很快。就电子自旋学来说，中国科研界在寻找更容易生产的材料以及把工作的温度提得更高两个方面，已经做了很多。

　　  记者：中国芯片企业在这方面应该怎样布局?

　　  张首晟：我想首先要做的事情是：把产业和科研较紧密联系起来。在这方面，美国一直做得比较好。比如说上述的研究项目，英特尔在其中有很多投资。

　　  但这一投资不单是给一些钱，其实这些钱政府也完全可以单独给，但一旦英特尔投了一点、政府再跟进的话，英特尔就已通过此举作了一定选择。这样一来，科研机构要做下一步发展，比如我们在做很多方案时，英特尔作为股东就会在此时提出非常关键性的“反馈”。

　　  记者：作为科研机构，你们怎么在不同的芯片公司之间进行选择?

　　  张首晟：英特尔、AMD和IBM等六大公司虽然有竞争关系，但他们的竞争主要是在如何把产品做得更好。他们唯一不想的是：竞争对手有了之后把我摒弃在外。

　  　我们所做的是知识产权方面的战略，这个知识产权在六个公司之内共享，然后大家可以就谁能把这个东西做得更好展开竞争。这六个公司中，不具备排他性，但中国不在里面。

　  　记者：如果现在中国的芯片公司想做第“七”个，是否可以?

　  　张首晟：这是一个很好的idea。但这样的合作在历史上没有过，这不是因为有什么限制，主要还是公司自身做得不够好。

　　  还有一层原因是，如果公司整天都忙于打价格战，自然也不可能有远见来考虑如何让自己翻身。

　　  这种合作模式对企业而言还有另外一个好处。我们现在在斯坦福做的可能还是一个比较实验性的工作，但我们的学生毕业后大部分会去公司，因为他们平时做研究时就 与公司保持紧密联系，这样一旦做成，最后的开花结果可能还是在公司里面。中国在产学研相结合的问题上一定要迈出这一步。

　　  记者：政府可以在其中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张首晟：中国政府现在很有钱，完全可以来做这方面的研究和投资，但我认为最好的方式还是要比较有意识地与工业界联系起来，使后者也成为一个股东，不用承担太大风险。

　　  我们现在已经有一些知识产权，但一个东西要做成一个行业需要成百上千个专利，中国仍有机会介入。但你如果不做的话，让美国又把整个领域占领，到时候中国将又碰到同样的问题——跟在后面、花很多钱去买专利。